因此，台北城的市街及衙署等街道系统是由岑毓英所订，而城墙方位系统是由台湾道刘礅所规划，由知府陈星聚督工兴建，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番学堂，才为日后所测绘之台北城全貌。在连横的《台湾通史》中对台北府城的记载日：“辟五门：东日照正，西日宝成，南日丽正，北日承恩，小南日重熙。面东北两门又筑一郭，题日：岩疆锁钥”。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台北城筑完成之后，于是台北盆地的重心逐渐移人城内，进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2 台北城风水择方定位与街道
台北城从开设府治之始到规划方案，可以说是经过三个阶段的堪舆过程：(1)由钦差大臣沈葆桢、知府林达泉，对于台北山川形势的勘查与描述。(2其后的福建巡府岑毓英、知府陈星聚，积极筹建台北城，以“子山午向”南北轴线对到“北极星”为其基准立向。(3)到最后由素习堪舆的刘礅接任，以山势的走向以及北斗七星作为南北城墙轴线之参考而定案。
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十一)》中述及：“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 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捐。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城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 ”因此在兴工之初，台北府城的规划，是由福建巡抚岑毓英(岑宫保)划定基址；其后，由刘礅(刘道礅)接任继续督办。然复勘后更改规模。也许是由于前后不同的风水理
气观念，造成内部主要街道轴线与城墙轴线产生了偏角(不同之分金线)，“城墙的轴线”往“主要街道轴线”的顺时针方向旋动。街道布局方面在城墙尚末动工前，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台北城已经完成了文庙、台北府衙、城隍庙、考棚等官署建筑及主要街道系统。其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学堂、番学堂等。经过刘铭传的刻意建设，当时的台北城身兼省城、府城与县城三重角色，地位非比寻常。主要街道系统呈现“人字丁交”，是由十字形变化而来；例如东门街与南门街、文武街即呈现77度的歪斜相交，建筑群落的重心则在城内的西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