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伦理学视角来看，科学发展观突显了以人为本、力求公平和关注和谐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伦理精神。坚持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人们伦理道德水平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道德意蕴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借鉴与吸收；同时突显了以人为本、力求公平和关注和谐发展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崇高的社会主义伦理境界。一、科学发展观突显以人为本的道德旨归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核心原则。与“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相比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伦理道德意蕴是先进的，是对“以物为本”的伦理文化的超越，代表着社会主义先进伦理道德发展要求。首先，科学发展观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发展的目标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一种则是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整体的、综合的发展观。过去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又简单归为经济增长，进而又把经济增长局限于GDP指标的增长。这种发展目标是以物为中心，为生产而生产,为数字的上升而生产，为制造政绩而生产，而不管环境的代价，不顾民众的负担。在马克思看来是单一的、片面的发展，是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人的生命，理解人的全面的需求，包括物质生活需求、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需求，发展应该是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的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即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经济发展而没有社会发展不叫全面发展，同样，只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没有人的发展也不叫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突出发展是以人为本，正是抓住了发展的核心和本质。它要求真正将广大人民作为发展的主体、中心和根本目的，把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部工作的根本目的和要求。科学发展观明确肯定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说，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物的发展为手段，坚持用人的发展来定义、规范、评价和控制物的发展，使物的发展切实符合人的需要和利益。温家宝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上指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1]这既是对以人为本很完整很科学的阐释，也是对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人的因素、一切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这样一个发展观的最好阐释。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其核心内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科学发展观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这个“人”就是指人民群众，这个“本”就是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把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价值取向的归宿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基本道德规范是在发展中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对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 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阐述，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价值原则、价值取向的根本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的先进性作了明确揭示和规定:“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同时，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P285)邓小平同志提出，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科学发展观正是体现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的具体行动纲领，即从现阶段的国情出发，找出最有效的方式正确调节和统筹处理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现实利益关系，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比如，坚持先富与共富的结合，积极引导先富带后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两极分化，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从而把不同阶层的特殊利益兼顾好，增强人民的团结，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还要求妥善处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成果。科学发展观把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懂得为什么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才不会在发展方向问题上出现偏差。再次，科学发展观蕴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道德理念。发展就是要创造一个最适合人们生存、最适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和发展个人潜能的大环境。科学发展观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保证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有效机制。即科学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根本目的，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归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作为新社会的根本特征。恩格斯进一步解释为，社会主义不仅要努力“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脑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P633)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江泽民同志从发展的眼光出发，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 (P179)也就是说，所谓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指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还包括满足人们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的各种价值需求，使人的体力和智力上的各种潜能得到充分展现。科学发展观禀承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最高价值理念，又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要求，提出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说，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不是最终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和最高评价标准。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立论的伦理道德支撑。二、科学发展观蕴含追求社会公平的道德向度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两大价值。一个社会不仅需要效率，更需要公平。社会公平是社会价值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普遍的关注，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应有的必要的伦理关怀，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合道德”需要，更是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社会公平，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源泉。罗尔斯说:“作为公平的正义可以说是不受现存的需要和利益的支配。它为对社会制度的评判建立了一个阿基米德支点。”[7](P261)一种社会制度，必须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社会公正要求，否则，无论这个社会经济如何高速发展，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甚至很可能孕育着危机,经济往往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正是由于对社会制度和社会整体具有如此大的价值力量，社会公平才成为社会价值的核心内容。因此，社会公平是我们评判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关系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不公平的现象。诸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水平过度拉大，贫富差距呈两极化趋势,资源环境条件严重恶化，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农村表现得尤其突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直接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而且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我们:“ 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会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8](P154)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效率，更需要公平。如果出现了“拉美陷阱”，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却产生了那么多的穷人，那么我们就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因此，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是当前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我们认为，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正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在坚持追求效率的同时，更加维护社会公平，注重协调发展，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它体现和蕴含了全社会关心爱护帮助贫困群体、失业群体和弱势群体，尽可能地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医疗、教育、就业等机会，尽可能地使最大多数人生活幸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关注公平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就是要建设一系列的公平的制度来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如科学发展观针对现实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等，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切实坚持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具体部署了当前为实现这两个协调发展所必须实践的一系列举措，比如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快农村发展和城镇化步伐、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障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税收制度，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等等,这充分表明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社会公正要求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维护公正合理的伦理精神。总之，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坚持公平这一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正常关系，不是简单的谁先富谁后富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持和带动；追求共同分享，即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仅要关心经济增长，更要关心这种增长能否使包括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内的所有人共享；追求共同富裕，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取消特权，打破垄断，让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公开、公平竞争，让每个人每个地区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同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那些相对落后的地方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因此，坚持公平地分享改革成果，控制贫富差距，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道德原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共同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所谓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处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其基本特征与标准可以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9]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与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这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旨是完全一致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 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三、科学发展观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德诉求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任何一种发展观在发展过程中所要回答的又一个基本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强调自然适应并满足人以及人适应自然的统一，强调人类的价值与利益和自然的价值与利益的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道德精神，科学发展观拓展了人类的伦理视阈。首先，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在更好的环境里生活，这个简单的道理曾一度变得模糊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贪婪地掠取自然资源、大量消耗能源的基础上，对不可再生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掠夺性开发、毁灭性利用，结果加速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引起了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等诸多问题。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认为地球资源基础是有限的，人类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地球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持续的不受限制的增长是不适当的，人类应制止增长和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倡可持续发展观。与此同时，一些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中，提出了生态道德的概念。生态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道德认识的一次重要升华，它改变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要求人类从过去一味强调“战胜自然”，转变为“与自然和谐共处”，从大自然的征服者，转变成为自然界的“善良公民”，它把道德调节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实现人与自然协调方面的自觉性和能力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超越为获得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而不惜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运行模式。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艾尔斯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环境损害的关系非常消极。”[10](P201)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的视阈，提示了人与环境相统一的现实基础。他强调，能够“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的，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3] (P17)这体现了马克思对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性的双重尊重。他还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 (P20)科学发展观的伦理精神，正是基于对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伦理反思，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重视自然界的权利和内在价值，改变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主仆关系的片面理念，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统一发展的价值观。其次，科学发展观扩大了人的道德责任范围。传统伦理学认为，道德责任，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应该选择的道德行为和对社会或他人所承担的道德义务。这种定义，主要还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看待义务与责任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道德责任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扩展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它要求人类承担更多的、新的道德责任。第一，要树立代际伦理道德责任观。科学发展观在环境问题上，首先强调的是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伦理责任，当我们思考自然资源问题时，其伦理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对自然资源的平等使用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发自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由此产生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这就是自然中的一切存在物都因其对人类的价值而应该获得人类的保护与道德关怀，人类对自然的存在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代际观念。生态环境和资源宝藏是世代人类共同的财富，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幸福。当代人对后代人要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绿地、碧水青山。质言之，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关心当代人的创造和追求，还要为后代人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即以人为中心和系统整体发展观以及有益于后代人生存发展的道德观。它要求我们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持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二，要确立对全人类共同发展负有责任道德观。利益问题是生态环境的实质问题，利益冲突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可以说，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自然领域的反映,它表现了人们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民族和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尽管由于利益主体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格局，但是，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人和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人们天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要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不同的阶级甚至对立的阶级有某种共同的利益，因而就有某种共同的道德观念或道德规范，如环境生态道德、科学伦理道德。科学发展观把整个地球看成是一个整体。地球上的国家是有国界的，但环境的利用和污染是无国界的，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各个国家不分贫富大小，既拥有合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发展本国经济的权利，又应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精神，自觉地履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义务。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地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服从全人类利益的共同利益，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最高价值。同时，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向世人昭示，在发展战略上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它把人类的道德精神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总之，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道德意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回答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这样一些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伦理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人为本”、促进全面统筹与协调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伦理精神。坚持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人们伦理道德水平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参考文献】:[1]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光明日报，2004-03-01.[2]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04-05.[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V.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V.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V.3[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江泽民.论“ 三个代表”[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V.3[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9]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N].光明日报，2005- 02- 20.[10][美]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 增长范式的终结[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V.3[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汪才明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