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法文化中，最核心和最精髓的地方是它的德治思想。在儒家看来，法治过于霸道，与道德相比是较低一等的统治方式。因为法律主要是通过人对惩治的恐惧而起用的，是对外在力量的屈服，是强迫与被迫的结果。如果诉诸人的内心感化，通过道德的力量改造和净化一个人，从而消灭邪恶，这才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应当说，儒家思想强调德治，其根本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性的信赖。其基本用心，就是力图用每个人的内在道德融合彼此间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和谐，而不是用权力，用人为的法则把人压缚在一起或者是维系在一起。治者与被治者之间，是以德相依的关系，而非以权力相加或相迫的关系。作为统治者不是站在权力上，运用权力去限制人民，而是要靠统治者自己尽性尽德，从培养自己的德性上作内圣的修练、熏陶，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与道德相比，法律的维系，毕竟是一种外在的维系。外在的关系，终究要以内在的关系为根据，否则终究维系不牢。可见德治的用意就是通过培养各人的德性，来建立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关系，达到"去法"、"废法"境界。在儒家看来，内在的关系，才是必然、合理的关系，德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先有其德，作出表率。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3]"其身不，虽令不从"[4]作为统治者必先修练自己的德性，才有可能使人人各尽其德。儒家之所以强调道德的重要，其原因在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既然性善，当然就用不着外在的法律，法律就成为多余的东西，凭教育、感化就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人心之所以不正，在于有权有势的人玩弄权势，丧心丧德。如果统治者口头上仁义道德，结果却男盗女娼，言行不一，伤天害理，以道德玩弄权术，这是世间最大的不德。但若因此我们就不主张德，不主张德去烛照一切，则更会增加社会的混乱，破坏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失掉了拨乱反正的凭藉，所以德是万万不能丢失的，德治为治国之本。从积极的方面看，德治确实是一种"内发的统治"，儒家的德治思想，"否定了政治单纯是一种权力的观点"[5]否定了国家单纯是压迫工具的认识，有其独到的精贵之处。但从消极的方面看，儒家的德治理论存在着以下重要的不足。第一，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所以千言万语，总不出于君道、臣道、术道。拘束在这种狭窄的主题上想问题，很难发展出民主的意蕴"[6]参照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比较，在儒家思想中从未提到过诸如宪制、三权分立、权力的相互制衡等等重要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权力结构是个简单的金字塔，最高的统治者居于顶端，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于一身，通过改造他，就可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可见，儒家的德治实质是一种人治而不可能是法治，由于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道德完善上，靠的是统治者的道德完善来建立仁政。这犹如在沙滩上造房子，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一个仁慈的独裁者。所以儒家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圣人之治，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成为专制统治。这是一种典型的家长式统治，与法治精神相差甚远。第二，儒家把统治者道德改造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本人的自我修养上，对他的行为，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政治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任何公共的监督。我们就不难想象，一种依赖道德规劝和统治者自我修养进行统治毕竟非常软弱，不足以约束邪恶、腐败的统治者。靠这种德治思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我们也听到了儒家反抗暴政的倡导，但缺少法律具有的监督纠错机制，人民没有权力去约束、监督一个坏的统治者，所以在道德的名义下不道德的行为总是比比皆是。德治是由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由尽己之性达到尽人之性，靠的是自身德性表率或榜样的推动，这种"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的想法，在理论上有其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但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操作，难于实现。事实上，民众不觉悟，主体不独立，人民的道德素质不高，仅靠统治者德治的推扩感应，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有可能演变成人治和暴政。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当统治者无德时，对这些缺德的暴君污吏，往往会束手无策。另外，即使真有道德自觉的圣君贤相出现，往往缺乏迎接呼应承当的广泛力量，圣君贤相也会感到孤单悬隔，负担太重，因之常常是力不从心。第三，道德与法律相比，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什么是德？您主张的德是否就是我坚持的德？德的标准是什么？人类事务中几乎方方面面都涉及到道德范畴问题，由于道德标准含混不清，德的难以衡估和操作，常常使统治者突破一切应有的限制，以他的德冒充世人的德，统治者的权力范围逐渐膨胀到无事不能管的地步。"统治者的权力没有上限，而人民的权利没有下限，统治者权力无边，人民的权利却没有基本保障，最后必然导致极权统治"[7]以致民主政治的基础永远建立不起来。第四，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强调的人们的义务，而非权利。例如"父慈"，是规定父对子的义务，"子孝"，是规定子对父的义务，"兄友"，是规定兄对弟的义务，"弟恭"，是规定弟对兄的义务，"君义"，是规定君对臣的义务，"臣忠"，是规定臣对君的义务。所以德治法律思想是超出自己个体之上，超出个体权利观念之上，将个体湮没于对方之中，为对方尽义务的法律思想。事实上，人具有理性的德性的一面，也有其动物性的无德的一面。一个人，基于道德的自觉就否定其他个体，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则个体成了被动的消极存在物，失掉了人性主动自由发展的作用。社会上有道德自觉者终系少数。若大多数人缺乏个体权利的自觉，则统治者因感受不到有政治主体的存在与限制，不知不觉中，幻想自己即是政治的完全主体，于是由道德上的无限的责任感，在缺少民众监督的情形下，很容易演变成对权力的无限支配和要求。法律和道德混淆不清，不仅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而且社会把道德，而不是把法律作为政治的基础时，一旦道德沦丧，国家便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儒家法律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有"民为邦本"的民本观念。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8] 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9]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0]再如"民，神之主也"[11]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12]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他们所突出、关注的不是贵族威严，而是平民意志；不是贵族权益，而是平民命运。具体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表现在：首先，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曾说："民事不可缓也。"[13]， 针对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14]。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5]，甚至认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暴君污吏欺榨百姓，在儒家思想中是不承认其政治地位的。其次，天命即人命，人民的意志便是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君主。比如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决定条件， 他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16]这说明统治者必须注意倾听人们的意见，而不能任意妄为。第三，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摄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正所谓"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17]。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8]"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19]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而"得人心"在统治策略中是远比法律程序更为重要的因素。比较来看，西方社会以基督教为指导思想。而基督教以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为中心，上帝创造了人因而对人享有绝对权威。由此，上帝与人的纵向关系便是基督教关注的首位。儒家没有相应人格化的上帝，也没有任何相应的神或宗教，于是人们思考的注意力便越过神而直接投向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与基督教对来世的关注形成鲜明的对比，孔子对超自然性质的事物往往采取一种比较冷漠的世俗态度。正如他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 焉知死？"[20]。由于人过早地确立了对天的实际优势，在天地人的三位一体中，人就成为比天和地更为活跃的因素。在《尚书．太甲》篇中就有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说法[21]。在传统儒家思想看来，在人君上面的神，人君所凭藉的国，以及人君的本身，都是为民而存在的，可以说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应当说，儒家的民本主义是一种相当理性而早熟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早熟的文化，对于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不太成熟的民族来说，人过早从神或超自然的畏惧中解放出业来，结果有可能使人滋生出毫无节制的欲望。没有外在权威的干预和牵制，人有可能毫无顾忌地充当权威，争权夺利。这样从结局上说并不能达到爱民的目的。另外"天意即民意"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肯定了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依据，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但是在封建社会，由于没有民意的选举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杀人盈城之后自诩为"天意"。国家大一统后，百姓也无自由选择的可能，"民意"的表达便成了问题，统治者可以作这样的循环论：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便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也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于是沦为可以强暴的对象。无论个人还是人类，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进入文明。在人的自我约束还未充分发展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外界的权威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宗教来提供这一权威，那么必然有世俗的权威来取而代之。没有对神的畏惧，那就必须有对人的畏惧。因此在中国将个人神化，制造出一个人间神来，就是必然之事。因而，尽管孔孟提倡爱民、重民、以民为本；提倡贤人政治、仁政、德治；尽管其认为百姓在君王举措失当时可以替天行道，但是孔孟的民本思想不可以等同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民本与民主，虽一字之别，但涵义较远。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在于：首先，民本思想不必论证统治者的权力来源问题或者说权力的产生方式问题，而这是民主所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虽然民本思想也提到百姓在某些时候可以替天行道，但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民主的程序的权力产生方式，因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历史上只有减轻暴君污吏毒素的作用，只能为人类的和平吉祥描画出一个宽慰的远景，但并不曾真正解决暴君污吏的问题，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乱的历史的循环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王朝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推翻一个旧王朝统治，但接下来他们建立的王朝也没有建立什么民主制度就是一个例证。由于民本思想把民框在既有的政权内，以政权的存亡继绝为基本参照，根本没有把民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更没有透过"民"来对其背后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历史发展进行深刻的沟通，进而讲透民之所以成为政治之本的内在根据；它仅仅是把民当做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按照父母与子女的模式来理解君、官与民众的关系，以满足民在物质上和役力上的基本需求为上限，因而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比，可能有真正尊重民众的基本价值和权利，不可能演化出民自为主和赋民以权等内容。一句话，民本思想包含着"为民作主"的涵义，而民主思想则包含着"由民作主"的涵义。其次，民本思想，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很少从被统治者的地位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它是一种由上而下"发"、"施"、"济"的性质，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这与近代西方民主法治由下向上去推，由基层市民社会去争，形成明显对照。西方民主法律思想是以"我的自觉"为启动力。我的自觉，就是每一个人对他人而言，尤其是对统治者而言，都有自己独立的生存权利，有自己独立的个体自由。他们根据的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法和互相同意的契约论。自然法与契约论，是每个人争取权利的前提或手段。所以 西方民主思想中第一步是争取个人权利，划定个人权利，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行使。在划定权利之后，第二步才是规定每个人应尽的义 务。又由于权利与权利相互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有一定的范围，才能维持秩序，于是西方法律发展的第三步便是与民主不可分 离的法治。当然儒家法律思想中的民本主义，仍有其合理的内核。对待儒家的民本主义，我们得注意培养整个民众的民主素质，使人民真正有力量防止统治者的为所欲为，使"民本"转而为人民自己站起来的民主。这样中国的民主法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据，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法治的建立而复兴。（作者：田成有）